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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好书读评】谈教育之前途得弄清楚当下的教育问题

赵世庭2016-08-11 19:46:45

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顾名思义,探讨的是民族前途的大问题。从开始酝酿到成书(1937年),大约经历了16年之久。当时,旧的社会制度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道路选择问题。主要有三条路:一是走老路,二是学西洋,三是学苏俄。但梁先生一概不取,主张走中国自己的“新路”。

且看梁先生是如何指明“新路”的。此书引言中写道,“先拿别人所企望于中国的出路,指明他是走不通,——先批评别人,痛切的指明中国此刻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路走。第二步来分析中国问题,确实认识了中国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提出我们的正面主张于第三步。”即先分析别人路径成功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有没有这个基础。没有基础,模仿、照搬之路就不通。转而深刻分析造成中国问题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既不妄自尊大,亦不妄自菲薄,分析全面、中肯。故于第三步提出正面主张被广泛接受,实属情理之中。

笔者以为,若用梁先生的方法来看教育领域的一些大问题,如课程改革问题、教学模式问题,我们能看得更清楚、明白。毕竟,只有把问题认清楚了,把道理讲明白了,思想上才能通畅,推行课程改革、教学模式才笃定,才不慌乱,才能把事情办好。仅以新课程改革为例分析。

新课程改革以来,学界共有六次学术争论。第一次争论:是否存在轻视知识的思潮?第二次争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第三次争论:新课程改革应走向何方?第四次争论;凯洛夫教育学是否过时?第五次争论:如何看待新课程实验中出现的问题?第六次争论:课程改革是否失败?尽管这些争论在2009年教育部首次全国基础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被一锤定音——“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争论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关于上述问题,我们在认识上还不够清楚,不够明白,远未达成共识。学界尚且为此争执不休,实践中出现混乱、跑偏,甚至被质疑、反对就是必然了。

新课程改革是为了践行素质教育理念而生的,素质教育是为了纠正应试教育的错误提出来的。按照梁先生的方法,首先应该以国际视野来搞清素质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外国是否有可借鉴的经验,我们是否具备实施的基础条件。

第二步是认清形势,搞清传统应试教育的真问题,深入分析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在知识观、学生观、教师观、教学观、课程观、评价观上的不同。客观中肯地评价应试教育有哪些长处,又有哪些缺点。现实是改革的基础,是起点。不分清现实的优势和劣势,一味否定和肯定都会对改革不利。

可惜的是,人们在看待应试教育时情感大于理性,极尽批评之能事。这导致了三方面问题:一是很多一线中老年教师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他们会疑惑,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原来都错了?这谁受得了呢?二是道理上讲不通。有人批评应试教育培养的人才高分低能,可我国的建设一直在飞速发展,这是低能的人能做到的吗?三是实践上不给力,改革效果不佳。痛批应试教育时,人们往往对素质教育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就有一种精神上的兴奋”、一种“努力向上”。但“每一度的向上皆更一度引入向下去。继续不断的向上正即是继续不断的下降。当他正在兴奋的时候看不出他的毛病,等到兴奋劲过去了,毛病完全露出来!”(P116)当一部分人兴奋地推行素质教育时,会忽略传统应试教育的可取之处,实践上有些冒进,一段时间后却尴尬地发现,知识没教好,能力也没有培养起来。因此,痛批应试教育,不能保证素质教育成功,素质教育要想成功,就要对传统的应试教育给予客观中肯的评价。

梁先生在分析中国的真问题时得出结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所以,他在第三步提出正面主张时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从调和中西文化入手。且“在提出我们的主张时,又分三小段来讲:第一段是说如何解决中国眼前的大局问题。第二段是说我们所需要的政治环境造成后,如何来利用政权以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这一段里要紧的地方即如何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第三段是讲乡村组织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理想与现实兼顾,找到一条适宜的素质教育之路。改革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性。所谓理性,即“平静通晓而有情”之谓也。当弄清楚是非曲直、对错真假、理想现实、目的与路径、阶段目标与终极目标时,有谁还会犹豫彷徨、质疑、反对呢?现实中,很多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新课程改革为什么效果不佳,因为它以权威宣称:你落后,我先进;你错,我对;且必须按我的路径来改进。换言之,这就是一种独断式的、跃进式的雷厉风行的改革,而不是一种可协商的、分段式的温和的改革。

素质教育在我国已经倡导并实施了十几年,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但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好。如果把教育看成一种文化,那么,大致可以说,应试教育代表着我国的文化(包括我国古代的和现代的),而素质教育的新课程理念则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其理论基础是西方教育理论,如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这两种文化碰撞后调和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我们需要一位或一批像梁先生这样的学者,需要一些深刻论述中国教育之前途的书。

(作者赵世庭,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61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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